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1年）
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7月7日至9日，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会谈。16日发表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1969、197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千分之二十六点一和二十五点八。报告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
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9月5日，林彪、叶群从他们的党羽的密报中获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毛泽东由于事先对林彪的反常活动有所觉察，他于11日机警地乘坐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12日，林彪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并将一架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安抵北京。当晚，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会前，周恩来在12月5日所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7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7项指标 。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枳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2年）
1月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10日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
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报告，决定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国家计委又提出了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扩大了对外经济交流，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8月1日，国防部为庆祝建国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
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其中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负责人、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张春桥、姚文元却指使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并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
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3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2月，毛泽东根据被拘押干部的家属反映的情况，批评监狱实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8日，周恩来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的面，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3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并且转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
1月7日至3月30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了林彪一伙破坏国家计划的罪行，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问题的具体措施。根据1972年初周恩来对“三个突破”问题的意见，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这次会议讨论。3月16日，周恩来在听取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时，指出：“鉴于1970年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今年要“经常检查”。“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他还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并批评了不说老实话等不正之风。这个文件草稿从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出发，规定了10条不得违反的纪律。在讨论这个文件时，张春桥置28个省、市、自治区的赞成意见于不顾，却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他强令把文件收回。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发出，但它的精神通过讨论和代表们回去传达，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
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在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 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7月4日，毛泽东在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在谈到批孔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策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10月，江青等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他们指令这两个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21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同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4年）
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24日和25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员大会。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煽风点火，妄图搞乱部队。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制造舆论。在这期间，江青等人还制造了河南省“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把一个女学生因未答完考卷而自杀，作为“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开批判。他们还开展了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把《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文艺黑线回潮”。把宣传教师称作“园丁”，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
1月19日，我西沙群岛军民，对连日来侵犯我领海、领空，强占我岛屿，打死打伤我渔民的南越伪军，进行了胜利的自卫还击，捍卫了领土主权。
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针对江青等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人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的录音带。
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
5月15日，我国在华北东部天津附近的滨海地区建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去天津在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还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此后，又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
6月1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3.7%。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平反，恢复名誉(贺龙遭受迫害，已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对此非常不满，他们于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制造借口，对邓小平进行攻击。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密谋。次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的组阁的阴谋。王洪文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1月12日，毛泽东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指出江青有“组阁”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为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发出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他又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些话表明，毛泽东此时仍陷于对社会主义的混乱思想中。这种混乱思想，正是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5年）
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指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4日，我国最大的水电上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一年能发电57亿度。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22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以断章取义手法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分局，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他各条战线和地区，也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开始了整顿工作。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他们借批所谓经验主义，攻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4月23日，毛泽东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所谓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
4月4日，以“现行反革命”等罪名被长期关押的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惨遭杀害。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普通干部，从1968年起，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刘少奇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党的领导者犯了“左”倾错误，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残害干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她是在特殊条件下党员群众为坚持党的正确方针而斗争的一个突出代表。在此前后，还有不少类似张志新的好同志被杀害。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义，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使“四人帮”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5月17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7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周扬一案，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有一批老干部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中央同意冶金工业部门的报告，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文件指出：“这一点，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6月16日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会议提出了要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要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等意见。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为了消除林彪干扰破坏军队建设和江青等人反军乱军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着重讨论了纠正不正之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叶剑英指出要调整和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叶剑英有针对性地向到会同志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6年）
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
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没有实现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写下了对中央关于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充满怨恨的《2月3日有感》。
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2日，江青私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毛泽东发现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
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的事件，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用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摆布下，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7年）
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
3月3日至1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197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通过了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会议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中党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进行的重大斗争，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等十个要不要的问题，这对于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起了积极作用。
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等。这就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抵制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加以压制，不让陈云、王震的发言刊登会议简报。但他们坚持原则的斗争，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叶剑英在会上强调全军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军队的罪行，彻底肃清其影响和流毒，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15日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发行。第五卷收入了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头8年的一些著作，其中大部分正确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他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资源的情况下，贸然地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文章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说成是指导我们斗争的武器。
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在揭批“四人帮”和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他建议，除了作好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作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他指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7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工业总产值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长36.9%；上半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完成全年计划的50.9%。8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国家财政情况开始好转的基础上，为部分低工资的职工调整工资，使3000多万职工生活开始有所改善。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8年）
1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问题。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干部要做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做出。
2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各项文件进行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2月24日至3月8日，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决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由于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报告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估计不足，急于求成，提出了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这个方针的执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这次大会选举叶剑英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作重要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的必要性，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华国锋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直接需要，也是在全国范围内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亿万劳动者，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战略任务。大会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表彰了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19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同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随后，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余下的改正工作在继续进行。
4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30条》) ，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业交通企业试行。这是当时指导工业交通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
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这篇讲话，为新时期的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月27日至6月6日，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韦国清在会上作报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讲了话。邓小平在6月2日的讲话中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前，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是，这一讨论受到党中央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的积极领导和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根据宪法规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互相配合，又相互制约，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宣布全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
6月9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的声明》，指出早在1977年初，越南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同年10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的华侨。声明严正抗议本年4月以来越南大规模的排华反华运动，指出这是越方追随苏联反华、破坏中越关系的一个严重步骤。到5月底，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华侨达10万余人。他们受到祖国热情关怀和接待，政府对他们作了妥善的安排。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情况的报告》。中央批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国内的做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
8月16日至9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三批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汇报会。胡耀邦在会上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要走群众路线才能选好。
9月8日至17日，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总结21年来妇女运动的经验，讨论和确定新时期妇女运动的新任务，通过中华妇女联合会的新章程，选出新的领导机构。
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当前要继续做好复查与平反昭雪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工作；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会后，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10月11日至2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词，指出：为了在本世纪未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各工会组织要深入群众，积极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各企业必须发扬民主，企业的重大问题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各企业的工会，将成为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
10月16日至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韩英代表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作了题为《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的工作报告。胡启立作关于修改团的章程的报告。大会通过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和新的共青团章程，选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陈云发言，提出六条意见，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到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骨干就这些问题，以及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问题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问题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个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且指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治，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中美建交的同日，美国将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关系。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全会在总结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制定了加强农业的措施；决定改进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同时提出对我国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并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全会提出，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提请党的十二大追认。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端正了全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在此之前，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指出这一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挑起的，应该彻底平反。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郑重宣布，把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为这一大错案平了反。
12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人事问题，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姚依林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兼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12月28日，国务院通知，决定在全国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以逐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1978年，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5%。这一年，在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已经开始给经济工作带来了危害，并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9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社论强调，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社论指出，为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就要大力采用先进技术，不管哪个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把它学过来；要从小生产式的甚至封建衙门式的落后管理方法，转到符合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要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工人、技术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个人和集体的劳动成果。
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贡献。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商谈，结束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的双方的军事对峙状态；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应当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就此举行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
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自1958年开始的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宣告结束。
同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基本做法是，把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作业组，给作业组规定劳力、地段、产量、工分、成本等，超产给予奖励，即“五定一奖”。这种做法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后，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讨。林彪、“四人帮”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歪曲、篡改和利用，制造一整套向无产阶级全面夺权的理论，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扩大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准确，维护它的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这对我们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十分必要的。
1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从1967年1月4日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四人帮”搞乱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它的矛头针对各级领导干部，是向党中央夺权。
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指出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会议决定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审查。
1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时说：我们多次讲过，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是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同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说：我们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
1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指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尽可能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他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
1月11日，中共中央将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决定》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首要出发点，制定了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发展农业的25条政策措施，强调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保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由于认识的局限，当时仍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听取他们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他还对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予支持。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是我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一项重要政策。当前，认真落实这项政策，不仅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必要的，而且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1月18日至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前一阶段的会议。胡耀邦在会议开始时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研究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这一阶段的会议在春节期间休息5天，开到2月15日休会。会议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多年来被歪曲了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国际形势进行讨论，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以及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换文，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等。
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牵连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2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鉴于该省肥西县山南公社已经出现包产到户，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万里的意见得到省委的同意。此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该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农民也自发地悄悄采取了包干到户的做法。
2月8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决定》共10条：(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二)减轻农民负担，严禁“一平二调”；(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联产计酬；(四)正确执行粮食政策；(五)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六)开放农村牧区集市贸易；(七)严禁开荒，保护牧场；(八)积极发展社队企业；(九)努力办好国营农牧场；(十)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2月10日，《内蒙古日报》将《决定》全文发表，公告全区，并配发了《狠批极左路线，坚决贯彻十项政策》的社论。截至1980年底，全区3673个牧业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占牧区生产队总数的96.7％。
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总结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14条”）。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等六家企业做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14条”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文件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试点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到1979年底，84个试点工业企业比1978年总产值增长14.7％，利润增长33％，上缴利润增长24.2％。
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指出：我们进行自卫反击的目的是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我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的自卫反击战自2月17日开始，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3月16日，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结束。
2月17日至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设立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并通过了以彭真为主任的法制委员会组成人选。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随即开展了各项立法工作。中国的法制建设在中断多年后开始恢复和发展。
2月26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 “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艺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宣布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中央随后批准了这一决定。
3月1日，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从3月份起，提高粮、棉、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这个措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
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萧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提出：萧劲光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完全是张春桥蓄意制造的一桩冤案，应当予以彻底平反。
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一文，介绍了安徽滁县和淮北地区一些社队实行的“定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做法及显著成效。这一做法实际是包产到户。
3月8日陈云写出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这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这一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部分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弄清这两部分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有不同的比例。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一个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他还提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3月9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同成都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就当前经济领域内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指导下，有一定范围的市场经济作补充，很有必要。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同日，新华社报道：最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危害深重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最后达成折衷的意见：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不许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3月13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决定扩大中国银行的权限；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授权管理国家外汇；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就财经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结果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署名文章，批评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同时在“编者按”中承认：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报告》指出，1971年8月13日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对教育战线17年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影响极坏。1974年1月31日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炮制的，并由此制造了许多冤案。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这两个错误文件，并要求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请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4月2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平反大会。
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此前，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酝酿。针对1979年计划中留有很大物资缺口的问题，陈云曾于1月1日和5日两次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1月6日，邓小平批示：“我们要从总方针上来一个调整”。“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对这个调整过的计划，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陈云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我国有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最好有3年的调整时间。23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针对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两年来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邓小平指出：中心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谈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还是要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并举。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邓小平还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的修改和调整，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中央决定，为这一事件公开平反。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上讲话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邓小平着重讲了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宣布：中央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讲话强调：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这种思潮是从“左”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至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开始形成。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3日结束。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央在讲话中分析了经济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会议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和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4月8日至1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访日期间，邓颖超出席了日本各界在京都隆重举行的周恩来诗碑揭幕仪式。
4月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纪要》。《纪要》提出，要把银行工作的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银行既是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又是办理信用业务的经济组织。它是全国资金活动的枢纽，连接国民经济的纽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专业化，银行的作用会愈来愈显著。全党必须十分重视提高银行的作用，努力学会运用银行的经济手段，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同日，国务院批转轻工业部《关于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报告》，并向各地政府及财经部门指出，轻工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决，积累多，换汇率高的特点。把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好，可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改善人民生活，繁荣城乡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为国家增加资金积累和外汇收入，从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4月13日至20日，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8个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允许它们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并在人、财、物方面拥有相应的自主权。5月25日，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纪要。
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并发出通知，决定撤销中央于1966年4月批发的这一纪要。总政治部在请示报告中指出，《纪要》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步骤，推行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它的贯彻和推行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应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
5月3日至9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同时举行。两个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胡启立当选为全国青联主席，伍绍祖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
5月25日，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1980年又试行以税代利。1981年，首钢在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支持下，改变国家与企业之间分成的办法，实行承包制，即全年上缴利润2.7亿元定额包干，超过部分利润全部留给企业，并按照4：3：3(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个人消费基金)的比例分配使用。实行定额包干后，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当年就实现利润3.16亿元，不仅完成了上缴利润包干任务，企业还留利4000多万元。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首钢开始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办法，即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上缴利润递增6％(1983年又主动把递增率提高到7.2％)。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补，国家不再给首钢投资；留用利润的分配比例改为6：2：2；职工工资总额与实现利润按0.8：1挂钩浮动；企业计划内产品自销15％，超产产品全部自销，承包期限15年。企业内部，实行全员承包，责权利到人。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优秀共产党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烈士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事迹的报道。
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认定陆定一同志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问题， 是错误的，应予以平反。
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万里勉励有关人员：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凤阳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8月8日，《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
6月15日至7月2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6月16日至29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连续召开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问题会议认为。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引进的第一个特大项目，本应用更多一点时间，听取更多方面的意见来考虑决定。现在看来决定得仓促了，这是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经验不足所致。中央既已决定建设，就应当统一全党认识，协力同心，勇往直前，一干到底。建设期限可以延长一两年，所用外汇也适当调减。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致开幕词，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大决策。会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大会增选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不再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月28日，叶剑英在军队代表团会议上作《军队也要做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的发言。大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个法律。彭真就七个法律草案作了说明。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迈出了加强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步；今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还要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陆续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使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备起来。9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带头遵守法律。
6月25日，正在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四川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产品不经物资部门收购入库，不占用国家流动资金，而由用户直接订货，这一举动对探索产销结合的新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8月，国家经委同意在该厂进行以销定产、产销直接见面的试点。
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正式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3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随后，邓拓追悼会于9月5日在北京举行，吴晗及其夫人袁震的追悼会于9月14日在北京举行。
7月4日，国务院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下发试行。为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草案提出今后新办的小工厂从开办起免税三年；对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县(旗)、社、队企业，从1979年起免征所得税五年。
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党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全党必须统一思想，正视当前已经出现的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立即扭转那种光想办好事，开口子，减收增支的主意多、增收节支的措施少的现象。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增产节约。根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的改革设想，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管理办法的通知》，决定从1980年起，对各省、市、自治区开始试行这项办法。
7月13日，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要求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试点。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允许企业实行利润留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可制定补充计划，自行销售产品；有权设置内部机构，任免中层以下干部等等。目的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生产。到年底，据四川、北京、上海等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963个试点企业的统计，全年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实现利润增长20％，上缴利润增长13.4％，超过了试点前的水平。但也有一些企业由于国家计划部分所占比例过重，上交基数不合理等原因，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央关于对1959年以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甄别问题，在1961年和1962年7000人大会以后，曾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有不少人已得到平反、改正。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提出了反对“右倾翻案风”，致使这一工作实际上停止下来了。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许多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把他们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斗是错误的。《通知》决定，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7月13日至30日，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会上讲话指出，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七项重要法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要求司法人员必须依法办事，要学法、懂法、执法。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问题。要求各地法院为明年1月1日起施行几个重要法律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是根据当年4月邓小平在同习仲勋、梁灵光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利用沿海有利条件，创办特区的意见起草的。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原则同意两省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同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中央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
7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邓小平在接见时说：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现在老同志要注意，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一部分干部中一种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一种是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这个问题是大量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晃晃的。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穷过渡、穷社会主义。否则你吹有什么用。思想路线解决了，政治路线才容易贯彻。归根到底，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三中全会的意义不能低估，这是根本建设，是毛主席延安路线的继续。组织路线，有党规党法问题，有组织纪律问题，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
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解决组织路线，最大、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8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所谓利用写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8月7日至11日，邓小平到天津视察工作，就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方针，加深理解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天津市的工作搞上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向有关同志指出：你们要考虑天津的发展方向。搞一个总体规测，把方向定下来，就可以搞得活一点，发展快一点。
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对张闻天一生的革命活动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宣布为张闻天平反和恢复名誉。
9月2日至24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1980、1981两年的计划安排，认为国家计委提出的计划，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财政有几十亿元赤字，物资供应也不平衡。9月18日，陈云在会上指出：经济的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
9月5日至10月7日，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来抓。
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同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
9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宣布为北京大学原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平反，肯定了他一贯坚持的、自1958年起受到错误批判的“新人口论”和关于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的观点。
9月15日至30日，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本届运动会在整个34个项目比赛中，共有5人5次打破世界纪录；2人3次打破3”项青年世界纪录；3人3次平3项世界纪录；12人24次打破8项亚洲纪录；204人和34个队376次打破102项全 国纪录。
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物价工资会议纪要》。鉴于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出现的购销倒挂、经营部门赔钱等问题，决定从11月1日起，对部分农副产品提高销售价格，同时对职工实行物价补贴，并给40％的职工增加工资。
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增选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的讲话稿，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总结了建国30年来的重要经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10月4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李先念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讲了对计划安排的意见，强调1980年和1981年两年的经济工作，调整是关键。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在谈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标准时，他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的设想。
10月9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最近召开大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错误批判的“科研14条”、广州会议”等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和迫害的干部及科技人员平反昭雪，进一步澄清科技战线上的路线是非。
10月11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三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分别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各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各自的工作报告，修改了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并且讨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以及组织发展工作。19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时讲话强调，共产党坚持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23日，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自选出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分别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各自的领导成员：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民盟中央主席史良、民建中央主任委员胡厥文、民进中央主席周建人、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季方、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蔡啸、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主任委员胡子昂。
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请示》提出：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者，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摘帽和改正的人都应妥善落实政策。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一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提出了应当做好的十项工作：（－）继续抓紧落实政策，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三）加强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四）认真贯彻对党外人士的安排使用政策；（五）继续做好对原工商业者的工作；（六）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实践中帮助党外人士继续实行思想改造；（七）加强民族工作；（八）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九）开展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开展对外友好活动，促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10月15日至11月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应邀对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四国进行正式访问。
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的第一次盛会，与上届文代会相隔19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辞。这篇祝辞成为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纲领。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夏衍致闭幕词。大会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指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大会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一大批新出现的作品，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提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
11月6日，乌鲁木齐毛纺织厂与香港、日本的合资公司正式签订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合同。1980年6月23日，经国家批准，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现已更名为新疆天山毛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后第一批被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一个。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文件下达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这项工作结束时，有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分。各地在开展区别工作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12月17日批转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
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邓小平于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央在通知中指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对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化问题，意见很大，反映强烈。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邓小平在讲话中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带头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自觉遵守有关规定，坚决反对特殊化，纠正一切不正之风，认真选拔、培养好接班人，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11月19日至27日，全国保险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就国务院批准1980年开始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作了具体部署。
11月20日至12月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及各项保证措施。计划安排是：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增长5.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8％，工业总产值增长6％。会议还讨论了财政体制的改革，确定全国财政体制，除京、津、沪三市外，广东、福建实行特殊照顾办法，江苏按原定办法实行，广西、云南、内蒙、新疆、宁夏、青海、西藏、贵州8个省区实行民族自治地方体制，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
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外宾时指出：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11月28日，国家体委、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祝贺我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邓颖超在会上发表讲话。此前，国际奥委会于26日通过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11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干部审查材料问题的通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全国立案审查的干部达200万人左右。这部分审查干部的材料大都无限上纲、诬蔑不实。各级党组织对这些材料应进行认真清理。
12月3日，国务院批转全国供销总社《关于省、市、自治区供销社主任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出，对三类农副产品也就是小宗农副土特产品，根据供求情况，实行议购议销。国务院指出，开展三类农副产品议购议销，是党对农副产品收购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把市场搞活的一种经济手段。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运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搞好小宗农副产品的经营工作。
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
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就各方面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第一，一定要争取国民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一定要是实实在在的速度，持续发展的速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避免瞎指挥、瞎呼隆的错误，保证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再乱折腾。第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一定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第三，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这对于今后生产建设能不能较好较快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四，在调整国民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外资，善于利用外资，努力引进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当然，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继续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李先念指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新的伟大事业，我们知识很少，经验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决定于我们学习的好坏。
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复查“文化大革命”以来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中的案件，已复查24.1万余件，约占总数的83％，从中纠正了冤、假、错案13.13万余件，约占复查的54％。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受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已复查结束，做了纠正。同时复查了普通刑事案件50.7万余件，纠正冤、假、错案3.58万余件，占已复查总数的7％。此外，各地法院从办理申诉案件中，还纠正了许多“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冤、假、错案。但复查任务仍相当繁重。全国还约有4.6万余件反革命案件、50多万件普通刑事案件没有复查。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为4038.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增长7.6％，其中，第一产业增长6.1％，第二产业增长8.2％，第三产业增长7.8％。全国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523.48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全国财政收入为1146.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财政支出为1281.79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以上年为基期，下同)上升2.0％ 。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9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1％，其中，出口13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1％；进口15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8％。全年实际利用外资4.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0.7％。社会商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下同)零售总额(按经济类型计算，下同)为1800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6.68元，指数(以1978年为100，下同)为106.6。由于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遏制1978年国民经济新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造成国家财政出现135.41亿元的赤字。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0年）
1月1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要做到安定团结，就必须保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
1月4日至23日，全国物价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1980年物价工作的方针和中心任务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般不作变动，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同时抓紧开展对物价改革的调整研究和试点工作。
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最近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出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派出留学人员不仅是现阶段为解决“四化”建设急需高级科技和管理人才的矛盾，加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方针。
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和《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文件。确定本年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是：(一)把工作重点进一步转移到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实现“四化”建设上来；(二)协助各级党委监督、保证《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作为党规党法，在全党贯彻执行；(三) 继续加强纪检机关的自身建设，吸收中青年优秀干部，建立健全纪检机构。建议将各省、市、自治区和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同级党委领导为主。有关请示报告随后获中共中央批准。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谭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林彪、“四人帮”诬蔑谭震林同志为叛徒等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彻底平反。
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代表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介绍了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好处，但多数与会代表表示还是要按现行的中央文件规定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我们要按照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
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讲话再次强调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1月23日至2月1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就近年来话剧、电影剧本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以及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索。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到会作长篇讲话，就现时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某些思想倾向，如怎样看待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军队，怎样看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怎样看待社会中的阴暗面等问题作了阐述。他提出，衡量一部作品的社会效果，最重要的是看是否有利于现代化建设，是否有利于安定团结，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中央决定：彭真、黄火青、江华、赵苍璧、程子华、魏文伯、武新宇、黄玉昆、刘复之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彭真任书记，刘复之任秘书长。
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指出：早日编辑和出版党史，是全党的迫切需要，为此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决定对党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最后审定全书书稿。中央党史委员会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组成。在中央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负责党史编辑工作中的各项重要问题，初步审定全书书稿。党史编审委员会由胡耀邦、彭真、粟裕、胡乔木、陆定一、李维汉、程子华、杨尚昆、王鹤寿、安子文、姚依林、冯文彬组成。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直接负责党史资料的收集、研究、编写工作。胡乔木任党史研究室主任。
2月1日，国务院下达《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指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它不仅涉及财政收支结构、财权划分和财力分配的调整和改进，而且也涉及计划、基建、物资、企业、事业等管理体制的调整和改进。
2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纪要》，肯定了各级党校恢复以来的成绩，强调为推进“四化”进程，必须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的宏大干部队伍。各级党校的任务是，定期轮训和培训干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各种业务知识重新武装干部，保证党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统一，以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2月5日至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当年上半年，全国除北京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0个单位进行了县级直接选举试点。6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基本结束。下半年各地将普遍进行县级直接选举。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建立学位制度，是中国发展教育、科学事业的一项重要立法。同年12月，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的学位授予工作。主任委员：方毅，副主任委员：周扬、蒋南翔、武衡、钱三强。
2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改革现行海关管理体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机构和人员编制及其业务。
2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干部会议。李先念在会上作《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指出：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我们终于开始实现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转移，并及时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指导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明确了战略转移之后第一个战役的目标和任务。当前存在的困难是工农业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人民生活的需要，基建规模过大，财政收入减少，涨价商品过多，经济管理水平低，等等。报告阐述了1980年、1981年经济工作各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强调了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贯彻的方针和原则。3月15日，中央转发了李先念的报告。
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经委确定今年要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对企业进行整顿，第一，调整好领导班子；第二，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第三，普遍实行厂内经济核算制；第四，开展全员培训工作；第五，改进奖励制度。
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革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按姓氏笔画排名)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期间，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先后就建立书记处等问题讲话。邓小平作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着重强调了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全会批准了汪东兴、 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还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起过积极作用，取消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2月29日，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一律予以平反。3月14日，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重新出版发行；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的通知》；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1962年，康生指控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文艺，并借此对给这本小说的创作提过意见、提供过材料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进行审查，将他们说成是“习仲勋反党集团”。《通知》 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了复查，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因此案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3月8日、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第一次和第五次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书记处成员的分工。3月2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赵紫阳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胡耀邦负责书记处全盘工作。
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指出：现在军队要“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我们的军队体制有很多问题，不改革不行，体制和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
3月14日、1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讨论西藏建设的方针、任务和若干政策问题。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5月22日至30日，胡耀邦、万里到西藏进行考察，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商建设西藏的大计。
3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共12条：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这12条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3月15日至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25日至27日，科协二届全国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选举周培源为全国科协主席。
3月19日，邓小平看过根据中央决定成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提交的提纲后，对决议稿的起草问题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随后，4月1日、6月27日、10月25日，他又陆续谈了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
3月20日，李立三、贾拓夫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追悼会由彭真主持。邓小平、胡耀邦参加追悼会，王震、薄一波分别致悼词。李立三、贾拓夫因受林彪、江青等人迫害，分别于1967年6月22日和1967年5月7日逝世。
3月30日至4月24日，国务院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主要讨论编制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等谈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主要有：(一)降低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确定积累率以25％为好，适当提高消费基金的比重，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二)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两三年内控制在500亿元左右；(三)工业生产每年增长7—8％，如果有困难，5—6％也可以，主要是要求今后20年稳定增长，不走弯路；(四)经济结构要适当调整，使农业、轻工业发展得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筑业要加强；(五)在农村和城市的所有制问题上；要根据不同情况，搞得松动一些；(六)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这要作为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七)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承认不平衡；(八)要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等等。会后，根据这些意见，国家计委初步拟定了《制定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汇报提纲)》。
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开始发行外汇兑换券，规定自外汇兑换券发行之日起，国内禁止外币的使用和流通。外汇兑换券于1994年1月1日起停止发行，1995年1月1日起停止流通 。
4月2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建筑业和住宅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但是这种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建筑业发展起来，可以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可以多盖房，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也就带动了建材工业的发展。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邓小平还说：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在谈到能源和交通问题时，邓小平说：长期规划第一位的问题是能源，把它规划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长期规划一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各项事业寸步难行。各国解决能源问题，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我们的侧重点，应该是煤的开发和利用。发展商品经济，交通必须走在前面。在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政策为农民欢迎了，即使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农业问题，计划不要抠得太细，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资，还是多从政策上考虑问题。最后，他说：总之，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同日，海关总署发言人就大陆与台湾通商中有关海关手续和征税的问题发表谈话，指出祖国大陆同台湾的贸易是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海关总署规定：对向台湾公、私企业直接购买的台湾商品，不征收进口税；对于大陆运往台湾的出口商品均免征出口税。
4月8日至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一文，从四个方面回答了对包产到户的诘难：一、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是分田单干；二、包产到户是农户向生产队承包，实行联产计酬，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三、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决不是倒退；四、要采取积极态度解决实行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全面正确理解中央文件的精神实质。文章强调：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根据这个精神，包产到户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应当说不违反中央文件的精神。
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们坚持毛主席有关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不称霸，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4月15日，邓小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邓小平在会见时说：看来国际上还要经历一些风浪，就我个人来说，看远一点，采取有效措施，80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不是不能渡过的。我们说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80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
4月17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率领的意共代表团。邓小平和贝林格早在15年前就见过面。会见时，邓小平说，15年是曲折的。你们有变化，我们也有变化。现在中意两党终于走到一起来了。这是整个国际局势的需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需要。
4月1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使出席党的十二大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有相当比例的年富力强的同志，使党的领导机构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繁重任务的需要，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中央决定，凡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党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4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各单位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现象，指出稳定物价、活跃市场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4月29日，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组电视采访。在回答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邓小平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你们叫多国公司，我们叫合资经营，这种方式，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据国际反映，认为还不充分。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以后还要逐步充实起来。我们希望外国朋友不要等我们法律完备以后再同我们合作。在合作中，逐步使我们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完备起来。
5月5日，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邓小平在会见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5月8日、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并讨论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和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的说明。在讨论中，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现在的教育状况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都要重视，力争在80年代使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教育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第一，中国不提高教育水平，“四化”搞不成。第二，中国有10亿人口，经济不发达、不平衡，齐头并进提高教育水平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要下决心承认不平衡，要把重点抓好，把先进地区先搞上去。中等教育结构非改不可。高等教育结构也有改革的问题。教育制度的改革，要跟劳动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教师待遇，改革教育的领导管理体制。
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纪要》认为， 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种试验。其特点：一是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二是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四是试办经济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试办经济特区，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逐步实施。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中央批示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5月18日至21日，我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5月2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生产资料应同生活资料一样，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从根本上改变物资管理办法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势在必行。方向是彻底改革，工作要分步走。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决定撤销1966年5月16日《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指出因罗瑞卿问题受株连的同志，也应予以平反。
5月27日至6月1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政府总理第一次访问日本。
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农村政策问题时，肯定了安徽省肥西县和风阳县的包产到户做法。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邓小平还向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了处理同兄弟党关系的原则。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5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中共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撤销向阳人民公社，恢复建立向阳乡党委、向阳乡人民政府。
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1957年反有斗争，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49万余人，以后又陆续划了几批，共计55万余人。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30余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根据中央指示，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报告》还就27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章罗同盟”的复查等问题提出请示报告，拟对章伯均、罗隆基等5人维持原案，其余予以改正，并认为在组织上不存在“章罗同盟”。中央在批转这一报告的通知中指出：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给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这是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对右派问题的复查结果表明，1957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批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处理得不适当。为了消除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复查和改正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肯定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扩大化的错误，并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6月19日，邓小平会见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时说：80年代是我们进行建设的关键年代，也是国际形势十分动荡的年代。我们搞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在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其他国际事务中尽我们的义务。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需要大家合作，不论国家大小，都有自己的责任，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在报刊和文件上被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对“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文件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予以平反。对这些同志历史功过是非的评价，均以中央或相应一级党委最后作出的复查结论、平反决定为准。
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指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浪费大，效果不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全党必须认识一致，如果犹豫不决，拖延时日，势必妨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7月8日，国务院颁发《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指出：走联合之路，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是调整好国民经济和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规定》的主要内容是：组织联合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不受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但不能随意改变联合各方的所有制、隶属关系和财务关系；要推进原料产地与加工地区的联合；各种经济联合体都必须保证国家税收和利润上交任务的完成；联合企业应由有关各方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
7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允许在全省农村普遍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在60年代初期，包干到户就开始在贵州农村一些社队自发进行，群众称之为“包坨坨”。1978年3月起，关岭县顶云公社28个生产队中有16个队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同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以《“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为题作了报道，由此引起了能否搞包干到户的争论。省委一度采取“纠偏”和禁止的措施，遭到许多地方和农民的抵制。1980年3月省委停止“纠偏”，6月在全省地、州、市委书记会上宣布允许因队制宜，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经营管理形式，7月15日正式下发文件。
7月21日，新华社报道：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工业企业已达6600多个，占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总数的16％，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上半年一般都实现了增产增收。
7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自即日开始陆续邀请科学家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第一课是由钱三强讲科学技术发展简史。整个课程内容包括农业、能源、资源、人口、环境保护、计算机、空间科技、数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
7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查结论》。《结论》指出，给黄克诚同志强加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均属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7月28日至8月7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尽快把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搞活的问题。根据自治区的实际，会议研究制定了放宽所有制方面的政策，确定：“总的原则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和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并存、保护竞争，互相促进”，“国家、集体、个人适合谁干，就让谁干，谁干有利，就让谁干。这里唯一的标准，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会议明确提出，要允许“包产到户”、“包产到劳”和“口粮田”等一切可以增产的生产责任制长期并存。凡是群众要求搞责任制的都应该支持，而不应该“顶牛”，也不搞“一刀切”。
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在执行中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仍有一些过于突出个人，不够实事求是，特别是许多纪念方法严重地流于形式，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清封建主义遗毒。为此，中央作出决定：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等建筑；出版个人传记或个人文集应比较慎重，对于重要人物或重要历史问题的宣传，报刊或出版社应注意遵照中央有关指示；报纸上要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一般高级干部丧事的办理应力求简化和节约。
8月2日至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多年来，由于压制乃至取消个体经济，加上在劳动制度上对所有城镇劳动力采取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办法，造成年年有大批需要就业的人等着国家分配。会议提出：必须逐步做到允许城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流动；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打破由国家全包的老框框，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在对外活动中送礼、受扎的决定》。
同日，新华社报道：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和吴景超，已经全部得到改正。
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8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分五部分：一、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原因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此，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三)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三、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四、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五、中央经多次酝酿，正考虑逐步进行如下重大改革：(一)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二)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三)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
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问。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在回答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区别问题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致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毛主席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他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当谈到周恩来时，邓小平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当谈到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邓小平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8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邓小平在会见时说：我们对里根先生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政见和共和党的执政纲领感到不安。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涉及到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邓小平请布什向里根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正式立场：(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二)不管美国1980年大选后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以致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先生发表 的有关言论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这不只是对共和党执政而言，即使民主党这样搞，也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把话说清楚，把这几点写成文字交给你，请转告里根先生。
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决定为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制造的“放火烧荒”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李德生彻底平反。
8月28日至9月12日，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邓小平还指出：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作出积极的贡献。大会决定：增补何长工、萧克、程子华、杨秀峰、沙千里、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8人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韦国清、彭冲、赵紫阳、宋任穷、杨静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不再兼任政协副主席。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政协章程的决议和章程修改委员会名单。
8月30日至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讲话，姚依林作《关于1980、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财政部长王丙乾作《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姚依林在报告中指出：国民经济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取得了新的进展。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市场调节，国家计划要搞好综合平衡，有一部分指标是指令性的，这类指标将逐步减少；有一部分指标是指导性的和预测性的，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令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引导，以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这类指标将逐步增加。大会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检查了1977、1978两年经济工作中的新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大会通过了《国籍法》、《婚姻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即取消“四大”的决议，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意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副总理；接受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补选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会还接受了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这次大会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9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批准从下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报告》说：一年来，全国已有6600多个企业实行了扩大自主权的试点，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16％左右，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对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发展起了明显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产品的分配调拨计划完成得不好；有的企业为扩大自销压低生产指标；盲目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现象有所发展等等。《报告》提出，要改进现行的利润留成办法；积极进行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试点；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9月27日，中央印发这次会议的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同时指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这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这次座谈会上还印发了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其中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改办作了说明，指出这种认识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挑战，“究竟对不对，应当广泛讨论，如果对，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新发展”。会上没有展开讨论作出决定，《意见》只是作为草案供大家进一步研究。这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
9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三中全会以来，宣传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是我党历史上宣传工作做得较好的时期之一。但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绝不可低估，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仍广泛存在，整个思想战线仍面临着繁重而紧迫的任务。
9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并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死刑案件应全部复查，对其中冤杀、错杀的案件，要按照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予以改判纠正 。
9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9月28日，形成《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第50号)，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强调：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相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这一号召，并且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9月26日至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公开进行审判。准备审判10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蚊。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同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正了1965年对胡风的判决，宣告胡风无罪。1985年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予以平反撤销，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为其进一步平反的通报。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在1980年对胡风集团作政治上的平反的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又做了新的澄清和说明，取消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活动等问题的严厉指责。至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
10月1日，中国首次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中国财政部长、世界银行的中国理事王丙乾在会上发言。
10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中等教育应当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业余学校并举，国家办学与业务部门、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办学并举的方针，改变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
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并随通知发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的人数是4000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这次大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
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和《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央的批语指出：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谢富治两人，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预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央决定，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这两个人的《悼词》，开除他们的党籍。
10月17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指出：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竞争逐步开展起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显示出它的活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当逐步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地开展竞争，保护竞争的顺利进行。《规定》要求：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广开商品流通渠道，为竞争开辟场所；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鼓励革新技术和创造发明，重要技术成果要实行有偿转让；竞争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采取合法的手段进行。
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复查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0月23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印发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审查并纠正了过去对杨尚昆所作的错误结论，但有些问题，如“私录毛主席谈话”等尚未彻底澄清。这次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报告》指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最近批准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给武汉大学原校长、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平反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党校召开大会，宣读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党校党委的决定，为杨献珍彻底平反。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在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和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系统，都有许多同志提出，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要求中央调整他的工作。在这次政治局连续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的请求，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其他同志在发言中对华国锋在过去4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主要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但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他提出并长时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实际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他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了一系列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口号，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对解放大批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态度，明显地违背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他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他对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损失，也负有重要责任。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对军委主席不能胜任。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但希望六中全会继续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三)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这次会议还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最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1981年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的通知》，决定将有关情况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11月14日至29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传达和阐述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重要意见，并就搞好党风问题作了讲话。
11月15日至12月2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经济形势，调整1981年计划。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是好的，但是有潜在的危险。一是财政出现大量赤字，二是基本建设规模大大超出国家经济的可能。必须下决心狠抓调整，关键是压缩基本建设，适当控制消费，搞好关停并转，根本改变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为今后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再走那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老路，而要走另一条速度不那么高，但国民收入、社会财富增加比较多的路子。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在讲话中主要谈了调整问题，强调1981年基本建设要退够，为克服困难必须集中，财政要没有赤字，银行不增发票子。会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对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了调整，主要是将工农业总产值的指标由6955亿元减为680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3.7％；财政收支平衡；基本建设投资由550亿元减为300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由242亿元减为170亿元。
11月1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等单位《关于实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报告》，决定从1981年起，凡是实行独立核算、有还款能力的企业，进行基本建设所需的投资，除尽量利用自有资金外，一律改为银行贷款。
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其他7名罪犯有期徒刑，姚文元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均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次审判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伸张了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山西省委总结了大寨大队从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成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的经验教训。各地应认真总结学大寨和三中全会以来农业战线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领路线，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务。山西省委在《检查报告》中分析，大寨和昔阳县“左”的错误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是：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搞“穷过渡”，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扼杀了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
11月24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时指出：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革命经验作为“模式”强加于人。双方对两党关系的恢复表示高兴。
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一)教育事业在“四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过去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教育长期被忽视，与经济的比例不相适应，使我国长期处于文化落后、人才缺乏的状态。(二) 在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三)普及小学教育，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国家办学为主体，调动社队集体和厂矿企业等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四)应当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建设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五)必须切实改革普通教育和领导管理体制，大力加强对这一事业的领导。
1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制止迄至当时的一段时期市场上比较严重的随意提价、变相涨价、哄抬议价的现象，以稳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12月9日，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并在批示中指出：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是好的，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该认真执行。
12月10日，《人民日报》据《福建日报》报道：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
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16日，陈云在讲话中就利用外资引进新技术、经济形势、经济体制改革、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必要的国家干预、商品价格、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14点意见，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存在的或需要注意的问题。他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还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我们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25日，邓小平作《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继续把经济搞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1981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
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这一卷选集收入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共60篇。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17.8亿元，比上年增长7.8％，其中，第一产业下降1.5％，第二产业增长13.6％，第三产业增长5.9％。全国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8.89亿元，比上年增长6.8％。全国财政收入为1159.93亿元，比上年增长1.2％；财政支出为1228.83亿元，比上年下降4.1％。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6.0％。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81.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其中，出口181.2亿美元，进口200.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2.7％和27.8％。全年实际利用外资6.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40亿元，比上年增长18.9％。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762元，指数为113.2。国民经济稳步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国家计划，但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物价有所上涨，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