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1年）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即《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肯定了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12条》，进行整风整社。全会还批准上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6个中央局的决定。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是一个转折的关键。
3月6日，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试行以来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到秋末，全省85.5%的生产队都实行了这种办法。同时，在全国各省区，也有20%以上的地区实行了类似的办法。在这期间，安徽省委曾3次(3月20日、4月27日、7月24日)向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并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但后来在1961年12月，毛泽东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表示了改变对“责任田”的看法，他认为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此后，“责任田”问题，即被当作“单干风”受到错误批判。
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指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事实不真实。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
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这个条例是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过去3年多的经验和贯彻《12条》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对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不久前发表的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题名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信中指出：中央要求县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还特别指出：调查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指示信发出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原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陈云在会上就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9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会议还决定调整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降为1100万吨。会议还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并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
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和创造以及文艺领导等问题。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批评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文艺工作方针。
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40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35条》)。 《商业40条》规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要把过去撤消或合并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恢复起来，把过去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起来，同时，在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手工业35条》规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应是集体所有，前几年已改为全民所有制的，一般仍应恢复原来的手工业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应当积极发展城市家庭手工业，允许个体手工业者自产自销，自由支配个人的收入。
6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指出：只有彻底退赔，“才能恢复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
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组织力量，突破原子能技术。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同意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14条》)。中央认为，文件的精神对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批示强调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很关紧要”。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的作风必须纠正，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要进行甄别平反。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等曾派出11个工作组到上海、北京、天津、太原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八字”方针虽然已经提出1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能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了1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并指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3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好准备。”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这个条例，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指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应作适当的安排，但不宜过多；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双百”方针；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
9月16日，中共中央将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70条》)发给各地各部门讨论和试行。《工业70条》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主要内容是：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严格企业的技术管理、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规定职工工资和奖惩制度等。
10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9月29日再次提出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各级党委就此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翌年2月13日，经过充分讨论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相当于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便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1956年高级社以来即已存在、而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问题。
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中央指示说：最近几年来，不少党的组织忙于领导经济建设，包办代替行政工作，放松了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指示强调重新教育党员“是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央组织部的这个报告说：1961年6月底，全党共有1738万名党员，133万个基层组织。1958年以来，新接收了642万名党员，新建立了50万个基层组织。还指出，不少地方在接收新党员的工作中，存在着追求数量，降低质量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得到了其他常委的一致赞同。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3月18日将这个讲话批发各地区、各部门。4月19日，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
2月27日，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征得部党委的同意，就我党的对外工作政策问题联名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个书面建议。建议提出：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党应该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和缓的方针；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我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些正确的建议，后来被毛泽东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主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个错案已于1979年3月9日经中央通报平反。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报告还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是同尊重科学相结合。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发表讲话说，管理年度计划，首先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应该成为重要国策。调整今年的计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全面安排。
3月27日至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并且总结了几年来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他再次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了。报告还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的这些话，在当时引起了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热烈反应。
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这样，就为最近几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8条》)，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发全国各地文化艺术单位贯彻执行。《文艺8条》是在1961年8月1日印发各地征求意见的《文艺10条》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八条的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作了讲话。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为此，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会后随即迅速贯彻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关转；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本年减少1.8万多个。本年1月至8月，精简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在1962年初提出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除加强银行信贷和财政管理外，还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的办法。
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批示指出，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思想，这对于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6月16日，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即8万言书)给毛泽东、党中央，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8月22日，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毛泽东、党中央，再次恳请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弄清他犯错误的性质，作出正确处理。这两封信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彭德怀搞翻案的证据，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6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几年来民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是：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由此而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忽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等。报告认为当前民族工作的方针应当是：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以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此以前，他还在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作过同一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刮“单干风”，受到错误的批判。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之前，曾先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在北京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为十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还严厉指责了所谓“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十中全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10月20日，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并迅速粉碎了印军的进攻，保卫了我国的边疆。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即从1959年10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3年）
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这个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
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全国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使解放后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在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过程中，得到了继续发扬。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城乡，一律停止演出“鬼戏”。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了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对文艺学术界代表人物的过火的批判。
4月12日至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加强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9月15日至27日，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伟大团结。
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就柯庆施提出的所谓“写13年”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扬等多数人在发言中指出：“写13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论调。张春桥进行了无理辩解。
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抗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发布。《前10条》对我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会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准备。
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起来。
7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1963年工资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在国民经济开展全面好转的情况下，决定拿出11亿元，为40%的职工调整工资。
7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中央指出：“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化、报纸、刊物、广播、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
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这一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这个决定对经济调整工作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会议提出了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后10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9月16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做好工农的调整工作，进一步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生产规模和协作关系，加强设备和厂房的维修，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努力做好商业工作，要按经济区划合理地组织商品流通，更好地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大力发展城市郊区的农副业生产，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加强房屋和其他市政设施的维修，在工厂中，要解决废水、废气和废渣的处理和利用问题；积极开展计划生育，争取在3年调整时期，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二十以下。
9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随后即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大声疾呼要抓企业利润，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他的这个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当即遭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孙冶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康生对他进行政治陷害，派“四清”工作队进驻该研究所，搞所谓孙冶方与张闻天(张当时是该所的特邀研究员)的“反党联盟问题”。把孙冶方打成该所“反党联盟”的头目。罢了孙的官，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11月17日至12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李富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报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针对苏联施加的经济压力，会议着重指出了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重大意义。
12月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关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规划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力争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写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批语，说：文艺界的“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
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包括埃及和叙利亚，这次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14个国家，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亚非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在访问索马里期间，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援助一贯根据平等互利、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独立、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等八项原则。
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品已经达到基本自给。这是我国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4年）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自1960年5月开始，国家集中全国石油部门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到1963年，大庆油田油产量达到600万吨，国家投资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并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者可作参考。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他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4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党的代表团时说：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了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贫脊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学大寨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到后来，学大寨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大寨也从先进典型演变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工具，使学大寨的消极作用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
5月，林彪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制造个人崇拜蓄谋已久，早自他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起，即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后甚至还提出“要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主张和作法，邓小平等当时就指出，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会前，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这种对现状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刘少奇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这就使“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和批示，把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干部的作风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问题，说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企业已经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在大型企业中开展“夺权斗争”的先声。
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
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协办12个托拉斯，试图为消除我国现行的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用经济方法管理工业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摸索经验。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中断。
9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工作队的作法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他们强调“四不清”干部在上边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抵抗运动，不解决上边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库，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认为，县以下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片面强调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桃园大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这对于运动中“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10条》)。第二个《后10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些指导方针，对运动影响很大，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致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我国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同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0月24日，中共中央出发《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指示》肯定了小站地区把三个党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团”，开展夺权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的作法，认为“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反映了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特点。《指示》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
11月5日至1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10月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和勃列日涅夫等进行接触，但他们仍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声称他们的对华政策同赫鲁晓夫完全一样，因而这次接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并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上边。
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外，他还批评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23条》虽然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按《23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23条》下达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到1966年春，在农村，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了“四清”运动。
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宣布在这一时期，我国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报告还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未能实行。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5年）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文艺界开展错误的批判和整风的结果。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决定》规定：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委必须把工业交通系统的政治机关建立起来，并逐步地建立起一套工作制度；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党委都设置工业交通工作部，工业交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规模大小和任务繁简，分别设置政治部、政治处或者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决定》并指出：“这个决定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农业、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
5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专业化和协作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改组我国现有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是解放生产力，提高技术，促进生产发展的有力措施，是经济管理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争取从1965年开始，用3年到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组工作。”
7月27日和31日，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接见了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他的夫人。毛泽东在接见时说：跑到海外去的人，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都以礼相待”。李宗仁是6月13日从他旅居的美国出发、经瑞士秘密回国，于7月20日到达北京的。
9月18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指出：“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会议同意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思想。会议还讨论了财贸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出：要“藏粮于民”，稳定征购，三年一定。并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200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为了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小组或党员。
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到姚文发表，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1年以来，剪伯赞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针对当时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片面性观点，提出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正确意见。戚本禹在他的上述文章中，攻击翦伯赞的正确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进一步给翦伯赞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说他的上述两篇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此后在其他一些报刊上也对翦伯赞进行了指名的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翦伯赞终于被迫害致死。
12月8日至1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以进一步窃取军队的领导大权。因此，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6年）
1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在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毛泽东的神化。
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4月5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了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6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这以后，从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3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随后不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发出以前，彭真曾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因此，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
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30个人民公社，34万人受灾。但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在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很快战胜了困难，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3月19日，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同意之后，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个《纪要》制定的经过，又反映了林彪和江青的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早在江青去上海召开座谈会之前，林彪就大肆吹捧江青，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而江青则说，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妄图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来篡党夺权。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这个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7月2日，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请示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23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25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 。
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8月，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16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从12月开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10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30多个小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11月16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20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一致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10条》。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指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1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样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7月20日，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8月7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致使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同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所谓“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所谓“走资派”。
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的党羽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4人组成，吴法宪负责。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讲话中着重谈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的谈话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积极作用。
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50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的党的建设的要求。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即，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8年）
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使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整错了一大批人。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24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
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止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8月23日，康生等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6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37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27日，康生等指使中组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经康生修改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经历了20个月的“夺权斗争”，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1967年比上年下降9.9%，1968年比上年再降4.7%。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9月16日，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3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
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到总数的71%。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林彪、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号召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这场“革命大批判”的许多文章是林彪、江青等人授意写成的。他们采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的办法，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
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大桥铁路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米。这是目前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很多党和非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坚定地从事国家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代表了他们的突出成就。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9年）
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会议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约2200万人。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这个报告用歪曲事实的叙述，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它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歪曲的解释，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九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五分之一。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一伙从而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但他们还不可能把他们所反对的人全部从中央排除出去。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进入“斗、批、改”阶段。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6月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并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战略费比上年猛增34%，1970年、1971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还多。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占的比重平均高达11%，超过1968年不到9%的比重，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8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
10月17日，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次日，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10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到1971年，全国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继续办的还有328所。
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0年）
2月2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会议规定：1970年比196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会议还规定，1975年要达到：粮食6000亿到6500亿斤；钢3500万到4000万吨；煤4亿到4.3亿吨等。为了强求达到这些显然过高的指标造成的冒进，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4月11日，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在此前后的半年内，毛泽东6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但是，林彪却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他同吴法宪谈话时仍然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7月间，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4月28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教学中，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所谓“改革”不仅在大学中，而且在中学中造成了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由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了一场混乱。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作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以后，康生称病不出，李德生调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毛泽东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
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1971年1月下旬华北会议结束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12月25日，周恩来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兴建长江上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