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1年）
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
2月18日，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向党内通报：中央于2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问题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建党、统一战线工作、整风等8个问题。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推动了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本年春，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高潮。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这时镇压反革命罪犯亟须加以清理，一些地区开始发生“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决议规定：自现在起，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并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1953年剿匪作战结束，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平息了匪患(消灭匪徒武装240余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2月26日，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从1951年3月1日起，重点试行。工人群众从来最感痛苦的生、老、病、死、伤、残等困难，得到初步的解决 。
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根据党章，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并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现象。从此，整党工作逐步展开。
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严厉批评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赞扬，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批判武训及电影《武训传》，形成了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批判运动。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载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实际上为这次批判作了总结。对《武训传》这样一部电影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对它确实存在的缺点错误也可以实事求是指出批评；但是，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了一次政治批判运动，有的文章简单粗暴，无限上纲，认为电影《武训传》是对新中国的挑战。这就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开了一个进行错误批判的先例。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的规定，进驻拉萨。至此，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实现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从上年12月31日到本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进行了3次反击战役，歼敌17.9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帝国主义由于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并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接受苏联提出的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但美国对谈判仍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并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达到其无理的要求。自此，朝鲜战争形成边谈边打的局面。
7月下旬，根治淮河第一期工作胜利完成。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淮河水患的根治。第一期治淮工程完成后，结束了淮河流域“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历史，一般可达到“大雨小灾，小雨免灾”的目的。
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关于12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决议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要力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在政治上要有明确的态度，分清敌、我、友。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也相继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条战线蓬勃展开，涌现出一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除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此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要求各地用足够的力量，发动与依靠工人群众，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清理残存在各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并对旧制度进行民主改革。1952年企业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工作的重点又转到进行生产改革。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思想改造的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在所有学校的教职员和高等院校学生中进行组织清理工作，清查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此后，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经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运动中存在着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的偏向，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
12月1日，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向毛主席的工作报告》时指出：某些党政机关曾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致敬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各地党委对这些现象应当认真纠正。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2年）
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1月5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关于《“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阐明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唯利是图的本质，号召全国工商业者积极参加“三反”运动。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了高潮。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的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整党，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
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28日，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些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的处理办法。根据这些规定，各级政府进行了定案处理工作。
6月中旬至9月下旬，中央教育部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院校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学生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这次调整对培养大批建设人才是有益的，必要的。缺点是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不适当地撤销了一些学科，有的专业又设置过细，影响了人才的成长和合理使用。
6月20日，于本年4月5日动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完工。分洪区蓄水量可达60亿立方米。
同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云到会讲话，指出了私营工商业的光明前途，详细说明了党要在“三反”、“五反”后新的基础上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以及调整的具体办法。这些办法的实施，稳定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情绪，促进了正当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7月1日，新建的成渝铁路通车。建国后，党和政府对恢复和修建铁路十分重视，取得了明显的成就。1949年11月陇海铁路全线通车，1950年1月，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全线通车，1952年9月29日，新建的天兰铁路全线通车。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厂矿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不仅要努力完成生产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而且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为实行经济核算准备条件，从而结束从旧企业转变为新企业的改造过程。对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多余出来的职工，应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用轮训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11月29日，中财委向党中央报告，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全国增产和节约的总值已达31.7亿元。
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4日，政务院又发布《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个政策，既满足了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又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8月25日至9月4日，青年团中央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到会讲话，刘少奇作政治报告。会议选出胡耀邦等9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0月14日，美帝国主义为了迫使中朝接受其无理的谈判要求，向上甘岭我军阵地发动了1年来最大的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依托坑道工事，坚守阵地，在43天内，打退了敌人900多次冲击，歼敌2.7万多人，我军阵地巍然不动。
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这个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在清除旧社会污毒方面，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在定案处理过程中得到纠正。
本年冬到次年春，土地改革运动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新区农村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本年底，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较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的产量为134.9万吨，粮食的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的产量为2607万担。1952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长60%-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30%以上，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经过3年的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3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央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在反对坏人坏事的斗争到了一个适当阶段时，又要将好人好事加以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开展了“新三反”运动。
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
2月15日，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作了个别修改，通过为正式决议。《决议》的正式通过，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2年冬到1953年春期间，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现象。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各大区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要求各地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偏向。
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这些文件指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要保护个体农民利益；领导农业生产要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生产关系的改变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否则，生产会受到损失；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个体经济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仍然占主要地位，在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要保护个体生产者的利益，不要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着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农村中农业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各级党委必须在1953年内，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中，着重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改变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
4月3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和《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汇编成《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一书，发到全国。毛泽东写了学习这本书的通知，号召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来一次认真的学习”，将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以保证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不断胜利。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上批评了当时互助合作运动中发生的急躁冒进的偏向，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上述措施，对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稳定农民情绪，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起了积极的作用。
4月15日至23日，全国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4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报告的决议》和修改后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选出了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会委员。4月25日，全国妇联召开第二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宋庆龄、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为副主席。
5月2日至11日，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致祝词。大会制定了工会在国家进入有计划建设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并选举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名誉主席，赖若愚为主席，刘宁一、刘长胜、朱学范为副主席。
5月27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向党中央呈送他1953年春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调查后写出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几年来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和经验，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将其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这个调查报告还指出，随着企业的改造，这些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得到改造。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同意了这个报告。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这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它的根本思想，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在6月15日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宣传部着手起草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个计划草案从1951年即着手编制，经过多次修改，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国家为了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项目，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一个建设项目，不论是新建或改建，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者，即是限额以上项目。例如，在工业中各类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是：钢铁工业、汽车、拖拉机、船舶、机车制造业的投资限额为1000万元；有色金属、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的投资限额为600万元。电话、石油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500万元)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0多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个计划后来在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开始形成我国高度集中的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财经会议期间，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共中央纠正了在他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金城战役的胜利。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先后发起两次进攻作战，歼敌四万余人。6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但李承晚集团不接受协议，叫嚷要“单独干”，企图阻挠停战的实现。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实现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配合下，从7月13日起发动了金城战役，歼敌5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至此，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保卫了中国的安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9月7日，毛泽东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谈话。他在谈话中系统阐明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有力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党的组织工作任务是：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还讨论了干部政策、发扬党内民主和巩固党的纪律等问题。会议期间，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的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党中央及时觉察并制止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打破了饶漱石利用这次会议分裂党的企图。
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他说，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不能搞大的，就搞中的、小的；能搞大的就要搞大的，甚至可以三、四百户一社。“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农贷、发救济粮、减免税收、兴修水利、打井开渠、深密植、推广新式农具等等，都只是行小惠。这些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纲举目张”，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纲。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在3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后的农村中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发展到3.2万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甚至100多万人，要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两次谈话对后来的工作的影响很大，其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有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对工作中的缺点的批评也不够实事求是。
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后来国家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所有这些，都是在物资比较缺乏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的过渡性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关系着国计民生的粮棉油等重要方面，取缔了市场投机，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初步切断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总结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讨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11月至12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确定：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方法是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步骤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改造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帮助他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组织形式。”“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是可能长期存在的，不仅在过渡时期，就是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会存在的。”根据会议精神，各级党委加强了领导，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社(组)员激增到121万人，合作社组织发展到4.1万多个。
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时，全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1.4万多个。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并强调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日益成为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的环节。在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到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生产普遍增长，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12月31日，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写入了1954年4月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热潮。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4年）
1月，中财委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当时，经过4年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大多数资本主义工业已经被初步纳入加工、订货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但是，这些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还只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联系和合作，其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所有，企业基本上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劳资矛盾、公私矛盾仍不能有效地处理。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决定今后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实行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联系和合作。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干部和党员学习和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的决议，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从而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2月中旬，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周恩来召开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参加两个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根据座谈会揭发材料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和邓、陈、谭的报告。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4月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5月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6月召开上海市委扩大会议，8月召开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这些会议都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对少数跟高岗、饶漱石犯错误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同日，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4月至7月，讨论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朝鲜问题由于美国的阻挠没有达成协议。
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提出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手工业合作化应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加强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团结，在生产上给予可能的帮助。为了加强团结和发挥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各地可采取手工业者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把手工业者广泛组织起来。
6月25日至29日，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宣布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准则。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国家要对部分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这个指示实行后，到年底，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57.2%，下降为25.6%。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
7月20日至25日，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代表邓子恢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林伯渠向大会致祝词。会议决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通过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
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这次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其他法律，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10月1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总结发展互助合作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发展互助合作的主要环节。会议认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展的大体步骤将是：第一步，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再陆续转入高级合作化，在这时期内只实施初步的技术改良和部分的机械耕作。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依靠发展起来的工业装备农业，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为了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上完成主要地区初级合作化任务，计划1955年春耕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到1955年春耕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发展到65万个；秋后，80%以上的社增产。这种情况表明，党领导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是正确的，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合作社发展过多过猛，不同程度地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加上1954年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国家又多购了70亿斤粮食，全国农村出现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
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此之前，有两个青年发表文章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在信中说：“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此后，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形成了对俞平伯的围攻。
12月21日至25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政权机关的作用已经消失，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身的统一战线作用仍然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后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5年）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由于有相当部分新社在建立时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11、12两个月全党又集中力量抓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因而在许多地方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现象发生。同时，许多地方出现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些都与合作化运动大发展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思想有关。因此，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自己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从此文艺界中围绕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变成了对胡风的政治讨伐。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充分注意民族特点，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推向前进。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提出，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是在学术界、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推动科学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全国报刊发表了一大批文章。许多文章简单粗暴，说理不足，以势压人，把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具体学术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乃至某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才能分清是非的问题，同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混为一谈，这就伤害了一些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知识分子，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必须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进一步采取定产、产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对自己的交售任务心中有数，这对于稳定农民情绪，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有重大意义。
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了要在大约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4月4日，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3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委人选，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18至24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我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同其他与会国家一起，为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4月21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在分析1955年春农村形势后，提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后总的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秋后看情况再定；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主观力量的，要适当收缩一部分。会后，各地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进行整顿和巩固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3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随后，又将这些材料汇编成册。毛泽东写了序言和20多条按语，并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对胡风的思想批判演变成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从而造成了一桩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0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健康的指示》。这次内部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通过运动，从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内部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通过运动也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振作了革命精神。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策界限不清，这次内部肃反运动曾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党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一偏向，按照“有反必查，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查对象及时进行了复查，对定性不准的进行了甄别，对绝大多数错捕、错整了的人进行了平反和妥善处理。
7月31日，党中央召集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发展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报告对邓子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错误地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并错误估计形势，大反所谓“右倾”，结果助长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发展。
10月4日至11日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基本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草案。
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0多条按语，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介绍各地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同时，也不适当地批评“右倾”，提出了一些“左”的、不切实际的设想。
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学习毛泽东讲话，听取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对较大的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基础上，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12月21日至28日，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1956年和1957年的发展规划。提出在两年之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进而把全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组)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并逐步进行技术改造。中共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6年）
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之后，到本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中的问题时，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一方面又开始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2月16日至3月3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召开了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50万人口以上的省辖市委的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共57人。会议着重讨论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引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还没有消灭但是已经向工人阶级屈服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大多数少数民族先后走上了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在不同的条件下努力前进。党的任务是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决议要求“把教育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帮助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逐步做到使他们同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提出的工作方针，并要求各级党委在党内继续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及时地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的问题，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对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怀疑。12月29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又发表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的。
4月20日至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把全国范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以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宣传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党中央的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6月20日，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着重地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
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指出，从中国的国内情况看来，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经验看来，从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议召开，通过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提出了解决农业合作化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巩固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肃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根据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9月28日，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共1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共6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政治局常委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刘少奇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周恩来在《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明确地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提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发表讲话，他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讲，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还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
本年底，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96.3%；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本年底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在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生产总值产均每年递增4.8%。市场繁荣 ，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7年）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的通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5同志组成5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
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毛泽东在18日和25日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陈云在讲话中总结了1956年财经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力求做到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三大平衡。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讲话还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篇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2日，毛泽东又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指出，在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社论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部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5月15日至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通过了新的团章。25日，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6月16日至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关于1956年度国家决算和1957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通过了1957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这次会议是在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召开的，在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充满了反击右派的气氛。
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夸大反右派斗争的意义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会议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9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段落之后，组织职工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在农村和企业中开展的大辩论，实际上形成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加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进行整社工作，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调整社队组织，统筹安排社员的劳动和收入，改善生产管理。指示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生产队“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的制度。按照各地具体条件，也可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等办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召开了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在此以前，有些农民群众自发地在合作社内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但这种责任制形式很快即受到批评制止。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对此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人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讲话还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这就开始背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10月15日，工程浩大的武汉长江大桥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建成，于本日隆重举行落成典礼。
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代表团在访苏联间还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注意使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长期地稳固下来”。除个别情况外，“不应当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企业”。
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1957年同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8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会议前后，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60条(草案)》。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这次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讲话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并认为崇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该校长马寅初。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马寅初根据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而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呼吁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4月以来，首先在北大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字，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此时，康生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他下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更加升级。1960年，终于撤销了马寅初担任的北大校长职务 。
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予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党内的突出表现。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5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半月刊《红旗》杂志。
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会议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夸大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是“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这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8小时的劳动制度，一种是4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
6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文章对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了片面性的解释，抹杀了它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困难的一面，说：“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张，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7个协作区，各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不适当地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6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规定要求下放的交接工作“应该一律于6月15日以前完成。”到6月25日，中央工业部门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已经有80%左右下放地方管理。在当时“大跃进”的混乱情况下，权力下放过多、过急，导致分散主义倾向的滋长，造成很大的浪费。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组组长如下：财经小组为陈云；政法小组为彭真；外事小组为陈毅；科学小组为聂荣臻；文教小组为陆定一。
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按：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3年到5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华北、西南等区农业协作会议，也都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000斤。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
6月22日，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800万吨。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研究各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在会谈中，我方严正拒绝了不久以前苏方提出的企图侵犯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8月上旬，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9日，他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关于办大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上述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占据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的炮击。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示错误地提出：“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彻底批判“部分富裕农民残余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破右倾保守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9月13日至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又脱离实际地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
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示还脱离实际地要求各大协作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并提出：“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并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毛泽东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会议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说：“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可能给以澄清”。
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全会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并初步降低了8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全会还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
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说：“农村财政贸易体制应当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办法，也就是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办法。”“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所谓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所谓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实际上，既统不起来，也包不了，结果造成资金、物资分散，引起农村商品流通和经营管理上的严重混乱。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并强调不允许“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又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会议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大体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地方是生产队，有的地方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为基础；并规定在清理“共产风”问题时，旧帐一般不算。会议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旧帐还是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勾结，妄图实现所谓“西藏独立”，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当地爱国僧俗人民的积极协助下，迅速平定了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上海会议纪要)。纪要规定“生产小队也应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决定“旧帐”都要算，要退赔。全会还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还提倡学习“海瑞精神”。
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大会审议批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计划规定钢产量为1800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关于撤销司法部、监察部的决议》。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
4月29日，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毛泽东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机械化、讲真话等6个问题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关于讲真话问题，毛泽东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 ，“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他还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指示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钢产量为1300万吨。早在3、4月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钢的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4月底，中央书记处又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钢铁生产的可靠指标。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于5月指出钢的生产指标应降到1300万吨，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6月29日、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只有搞好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他还首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认为陈云关于“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是对的，他说，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6.5亿人员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关于管理体制问题，毛泽东说：“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工权)过去下放多了、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归中央、省市两级。
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 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会议前期的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错误。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但是，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却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8月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错误地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全会还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一面降低了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的职务和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从这时起，林彪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工作。
9月底，发现大庆油田，打破了地质学界长期存在的“中国贫油论”。这是我国石油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个重大胜利。1960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国家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大庆油田进行开发，从而迈开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石油工业的步伐。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报告说，“今年5、6、7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中央批转报告时指出，这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应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彻底加以“揭发批判”；并要求必须立即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使农业在特大旱涝虫害的袭击下，仍能实现大跃进。
12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其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并强调所谓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当前的消极作用。会议还错误地提出必须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0年）
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3年和8年的设想。由于夸大地估计了“反右倾”以后的所谓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还脱离实际地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设想。会后各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继续“大跃进”，并为创造过渡的条件，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兴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些“大办”，使得“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1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就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作出批示：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工作，“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
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错误地认为：“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央批示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3月18日，中共中央又指出：“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有些省市“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又不适当地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地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以后几个月内许多城市曾宣布建立了许多人民公社，但一般均有名无实。
3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代表中央写了一个批示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指示要求大中企业，一切大城市都要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有领导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3篇文章，文章提出了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5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的报告》。第二本帐比刚刚通过的第一本帐的指标大为提高。中央指出，这是“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一律以此为准，立即组织执行；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集中力量大抓煤、铁、矿、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带动其他。努力争取今年钢的产量达到2100万吨到2200万吨”。
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3年(1960年到1962年)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作《二年总结》的讲话，他说：会议规定后3年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6月24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帐，只搞一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林彪制造个人崇拜，歪曲政治思想工作，他在会上讲话中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我们这种政治思想通统叫做阶级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谋解放的思想”。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共中央12月21日批准了这个决议，并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
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12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11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作了重要批示。甘肃省的报告说，“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任务大、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农业估产偏高，误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批示说：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中央批示还提到，毛泽东同志“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12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说：“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11月21日起，钢、铁、煤、运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这“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抓紧时机，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在中央全力保钢的号令下，经过大力突击，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
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