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19-1920年）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长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此后几十年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加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掠夺。它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的土地上驻兵，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控制通商口岸、交通线和海关，设立由它们管理的“租界”，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等种种特权，从而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军事实权。中国只是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际上已经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量商品输入，使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起来。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统治势力，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是逐步地演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威胁着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封建统治者投靠帝国主义，实行腐朽的反动统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国各族人民过着极端贫穷、毫无民主权利的生活。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各族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他们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以严重的打击。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这些强大的敌人。农民的斗争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19世纪末叶，中国初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911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支持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帝国主义为了达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决不容许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决不容许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的巨大压力下，中华民国的政权很快落到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手中。历史证明，在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落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身上。
19世纪中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出现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清朝官僚所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中。辛亥革命以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1919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已有200万人左右，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
中国无产阶级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改变自己的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中国无产阶级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这种状况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产业工人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人的斗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30余次。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与此同时，自1915年起，中国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场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传播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开辟了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中左翼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在中国先进思想界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大力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
从1919年初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取消“21条”不平等条约等正当要求。4月下旬，巴黎和会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悍然决定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这个消息在中国人民中，首先是在知识界和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5月4日，北京13所大学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合，示威游行，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6月3、4日，北洋军阀政府继续逮捕大批爱国学生，激起各地群众更大的反抗。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加入爱国运动。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达15万人以上。上海商人举行罢市。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政治罢工，天津、津浦铁路等处的工人也酝酿罢工。对于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斗争的迅猛发展，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感到恐慌。北京军阀政府在6月间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章、陆的职务，并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的力量，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年11月刊完)，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在此以前，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7月至8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仇视与恐惧。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的知识分子出面充当了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色。胡适发表文章，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幌子下，反对社会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李大钊发表文章批驳胡适，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求解决的革命主张。
“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争论。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论证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1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不久，陈独秀迁居上海，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9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的信中提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毛泽东随后复信表示同意，并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他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布)党员小组维经斯基等人到达中国，他们的任务是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一行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了解中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酝酿建党等等情况，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具体的帮助。
5月1日，《新青年》等一批进步刊物出版纪念专号或发表纪念文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分别举行纪念活动，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集会，革命知识分子发表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热情支持工人的斗争。这次“五一节”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尝试。
陈独秀在上海积极组织领导了庆祝“五一节”的集会。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府》，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些言论和行动表明他已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从1920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党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主要的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随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和通俗刊物《劳动界》，领导成立了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劳动者》、《工人周刊》，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8月22日，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当地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同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
11月，正当一些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他们宣扬中国经济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绝对不能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纷纷著文批判张东荪、梁启超的反社会主义言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点，“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这是一次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持续了一年多。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再次败下阵去。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反动思潮时，还反对了同工人运动有联系的错误思想——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些知识分子宣称，不要阶级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可取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同共产主义是“正相反对”的，幻想用资产阶级议会来为劳动者服务是“与虎谋皮”，在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中国工人阶级根本没有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的可能。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驳斥了他们的“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许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革命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混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被清除出去。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1年）
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时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一大开幕日期是建国以后根据档案材料查证清楚的。闭幕日期是8月1日或2日。在此以前，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规定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一大的开幕日期难以查证，所以把7月的月首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接到开会通知后，因为路途遥远没有派代表回国参加）的代表12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水族)、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刘仁静，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参加托派组织，全国解放后曾发表声明，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陈公博，1922年叛党；周佛海，1924年叛党。1927年后，陈、周二人都在国民党中担任要职，并于抗战爆发后，投降日本，成为汉奸。包惠僧，1927年脱党，全国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等职）。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大会。大会进行到7月30日，会场突然遭到暗探的侦察，被迫休会。最后一天的会议是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并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家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党纲明确提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党的首要政策。党纲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决议》还规定，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在上海成立。随后又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劳动组合书记部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同时秘密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掌握斗争本领。在办好工人学校的基础上，逐步组织产业工会。在党领导下，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有了新的发展。
9月，共产党员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发表农民协会章程和宣言。两三个月内，农民协会发展到萧山、绍兴两县的80多个村庄，有的地方进行抗税减租斗争，但是很快遭到封建势力和反动军警的镇压。
10月13日，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在武汉党组织领导下，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10月25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9000多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反对厂方无故开除和欺压工人，举行罢工。11月，陇海铁路机务工人，为反对裁人减薪、虐待工人举行罢工，全路2000多工人群起响应。12月，汉口人力车工人也举行罢工。
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出通告，对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作了部署。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1922年7月以前，党员都要达到30人，尽早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1922年7月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正式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规定：全国青年团员要超过2000人；各区至少要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中央宣传部门要出版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20种以上。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2年）
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先驱》发刊词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要务”。邓中夏在《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有目的，实行有步骤，有手段，有方法。”3月，周恩来在《西欧的“赤”况》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1月12日，香港海员6000多人为了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到3月初，发展成为香港工人同盟总罢工，罢工人数超过10万，其中海员2万余人。这次罢工使香港的航运全部瘫痪，市内交通中断，生产停顿。3月4日，港英军警开枪打死打伤途经沙田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几百人，制造了“沙田惨案”。罢工期间，国民党的广东政府给了香港罢工工人以经济上的援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工人积极支援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并且在共同斗争中促进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这次罢工坚持了56天，港英当局被迫于3月8日接受海员提出的增加工资、抚恤死难工人家属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形成高潮。长江船员、上海邮务工人、上海日华纱厂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和京汉、粤汉、京奉、京绥、正太等铁路工人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也相继举行罢工，这些罢工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
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揭露了为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利益而举行的华盛顿会议的反动实质，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的一部分代表，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一致，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5月1日至6日，根据党的决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人，代表着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代表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党派人士。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8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
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25人，代表全国15个地区团组织的5000多名团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团的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大会选出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文件分析了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必须用革命手段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和 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 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
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着195名党员。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宣言》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
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
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阐明了党的性质，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的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
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等。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大会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任主编。
8月，孙中山因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重新树起“护法”旗帜，并准备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受帝国主义策动并和直系军阀勾结，发动企图推翻孙中山的武装叛乱），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先后派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并邀请共产党员帮助改组国民党。
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共产国际根据马林汇报作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是由于党内大多数同志对于这种做法存有疑虑，所以西湖会议以后，只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央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
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并动员全国工人广泛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劳动法大纲包括劳动立法的四项原则，即保障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劳动补习教育；以及劳动法大纲19条，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等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劳动立法运动对推动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起了重要作用。
9月14日，安源路矿(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州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的 17000多名工人，在湖南党组织和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组织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废除封建把头制等要求。经过5天的激烈斗争，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得到巩固和发展。
10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北京。
10月16日，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开滦煤矿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矿局无理拒绝并扣压工人代表。23日，矿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举行罢工。随后，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人数近5万人。矿局和军阀政府调集军警实行武力镇压，英帝国主义的军队直接参与了镇压这次罢工。26日，反动军警开枪打死打伤工人60余人，造成流血惨案。这次罢工失败了，但它是继香港海员罢工之后，又一次规模很大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3年）
1月1日，广东海丰县农会成立，彭湃任会长，会员约10万人，占海丰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县农会，内设教育、卫生、财政、农业、仲裁等部。在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陆丰、惠阳等县的农民运动也相继发展起来。
1月，孙中山会晤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表明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表示欢迎苏俄政府的帮助，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这是孙中山不顾帝国主义的阻挠，毅然依靠社会主义的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援，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一个重大步骤。
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下令禁止，反动军警强行占驻总工会会址。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2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2万多名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全路工人被打死50人，打伤300余人，被捕入狱的40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洗劫。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大罢工坚持到2月9日。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下令复工。
从1922年1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高潮开始兴起，到1923年2月，持续了13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0万人以上。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各地工会大部分被反动军警捣毁或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或杀害。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协力，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
2月2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
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组成称为大元帅府的政府。由于陈炯明被滇系军阀逐出广州，孙中山在2月间由上海回到广州。在上海期间，孙中山已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但在国民党内遇到很大的阻力。
3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指出：中国铁路工人通过最近的罢工斗争和牺牲，已经同为反对各国剥削者而斗争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罢工中间提出的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口号，以及捍卫这些口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表明，中国工人已经真正进入了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列。
4月25日，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这时，陈独秀已由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前重视工人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和社会基础，“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4月，中共中央由北京迁回上海。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其缺点是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革命性和作用，而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决议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又说：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等文件。这些文件提出，党在现阶级“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文件提出“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大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大会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关于劳动问题、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
大会选举出由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5人组成中央局(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并选出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会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群众进行教育，消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疑虑；同时积极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改组国民党。
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前锋》月刊由广州平民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担任主编。次年2月出至第三期后停刊。
7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
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9月，苏联政府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9月末，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其他负责人。10月6日，鲍罗廷抵达广州。随后，鲍罗廷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开会，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方法，并决定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国民党的会议。
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创刊，先后担任该刊编辑的有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任弼时、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等。1927年11月因受反动派压迫而停刊。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指派廖仲恺、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等9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办理改组事宜。
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上海书店”，销售革命刊物，并出版、发行《向导》 、《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上海书店于1926年2月为军阀孙传芳封闭 。
11月初，维经斯基再度来华，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5月指示信的精神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解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11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也参加筹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
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阐述了以民主革命精神解释三民主义的观点。决议认为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含义应该是“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国民党还应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民权主义的含义应该是“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能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民生主义的含义应该是“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决议中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解释，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本原则。
12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24号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改组符合全国革命者的要求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希望。因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努力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参加国民党的具体步骤，以促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2月，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联合发出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在这前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如何赋予三民主义更多的革命内容，如何确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恳切地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4年）
1月初，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陈独秀、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出席了会议。
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为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又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工人部实际上也由共产党员领导。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本党”。李大钊当即发言驳斥，严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李大钊的声明举起孙中山联共政策的旗帜，严正地表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原则立场。他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否决了右派的提案。
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三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决议说：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中的“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努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决议中关于共产党对待国民党右派的态度，实际上是主张调和、退让；关于共产党的活动，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些主张，助长了党的工作中右的偏差的发展。月底，李大钊从广州回到北京，担任国民党北方地区的领导工作。
5月5日，设立在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开始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其中许多人成为军校的骨干。黄埔军校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立的训练革命军官的学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为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军官。
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5个月以来的成绩，指出了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共产党内出现的右倾偏向，认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外的复杂环境中，要认识巩固我们党的重要。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为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经常地普遍地宣传和实行这个政纲来扩大国民党组织，加强左派，削弱右派，并批评前一段工作中对两派采取调和政策的错误。会议提出共产党自身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批评前一段“没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的错误，并制定了加强党的工作的具体措施。会议指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建立和扩大工会的组织，发展劳动运动，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会议还按照不同情况，对在工会运动方面如何帮助国民党作出一些具体规定。这次会议，对于纠正党在前一时期工作中的右倾偏向，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正确处理同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关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会议根据同国民党右派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复杂情况，适当调整了党的工会活动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党在开展独立活动时不至受过分的束缚，能够保持有灵活机动的余地。
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王荷波、彭述之、刘清扬出席了大会。大会强调了殖民地国家的统一战线问题，指出在同上层谈判时，共产党必须保持彻底而绝对的独立性。大会批判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李大钊在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作了发言，介绍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情况。
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在共产党人的主持下，农讲所至1925年12月连续举办了五届，彭湃、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分别担任各届农讲所主任，为广东及附近省区共训练了农运骨干450多人。
7月15日，广州沙面数千工人举行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不准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新警律”。罢工坚持一个多月，取得胜利。广州工人乘胜组织工团军。
8月，广东农民运动有了发展，开始组织农民自卫军。
9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三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
10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推动下，孙中山依靠黄埔军校校军，联合工农武装和其他军队，镇压了英国买办陈廉伯率领的商团的反革命叛乱，给予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以有力的打击，使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同情广东革命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
11月10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决定北上，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
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到年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这样，“二七惨案”以后处于低落状态的群众运动又开始复兴，预示着大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11月，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担任骨干，组建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这是一支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
12月12日，广东省广宁农会在彭湃和周其鉴的领导下，发动农民开展减租运动，遭到地主武装的破坏。广东革命政府派铁甲车队前往广宁支持农民的减租斗争，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5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大会回顾了二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过，肯定上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党同国民党合作和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大会文件指出，国民党固然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不是这个运动的全部。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坚持同他们的妥协性作斗争。大会研究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相结合的关系，强调在民族运动中力争工人运动的独立及进展，以取得领导地位，并使民族运动充分地革命化。为此，工人阶级就必须有强固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组织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区别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办法，并指出要同工会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影响、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阴谋作斗争。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四大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这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其结果或者是把所有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原则区别；或者是无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营垒中的活动，放弃无产阶级同它争夺领导权的任务。大会对于如何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缺乏正确的方针，只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被推举为总书记。
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发展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选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被选为总书记(1926年任弼时为代理书记)。
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3月，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
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3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4月16日，大会闭幕。大会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和组织大纲等作出了决议。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
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岛日本纱厂1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5月1日至9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同时举行。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它代表166个工会，共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工农联盟、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决议案。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等25人为执行委员。同日，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委员长，并组织干事局，林伟民兼总干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广东的工农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5月初，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这时也进一步活跃起来。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比较普遍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行将来临的大革命风暴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厂长)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顾正红，打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上海学生援助工人，租界巡捕进行逮捕。租界当局还损害中国工商业者的利益，宣布要在上海增加码头捐、实行交易所注册等。这就进一步激起了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愤怒。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为了加强工会的组织力量，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也参加了上海总工会的领导。
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代表举行反帝游行、讲演，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死10余人，伤多人。当晚中共中央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向帝国主义反击。
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同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上海学生宣布举行罢课，商人宣布举行总罢市。帝国主义对起来反抗的上海人民群众继续进行疯狂的屠杀。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北京、广州、青岛、武汉、天津、唐山、南京、九江、长沙、重庆、郑州等许多城市约有1700多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其中有从6月19日起举行的省港大罢工，参加这次大罢工的有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的工人20万，7月6日在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了有数千人的工人纠察队。罢工委员会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委员会由香港罢工工人代表7人，沙面罢工工人代表4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1人组成，苏兆征任委员长。这次罢工使繁荣的香港变成“死港”，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数十万罢工工人成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省港大罢工在广东人民和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坚持了将近两年。同时，广东、湖南、河南等省的部分农民群众，也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
7月8日，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黄埔军校校军扩大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其他所属各军也统一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湘军为第二军，谭延（门+岂）任军长；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第五军和第六军的军长分别为李福林和程潜。在各军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或副党代表。
7月23日，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新老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8月间，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先后发表文章，批判反动的戴季陶主义，明确指出：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
8月20日，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
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自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方针，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关系、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军事工作、农民土地等问题。会议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资产阶级有严重的妥协倾向，无产阶级已明显地站在领导地位；最近的革命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会议总结了五卅运动中工人群众受军阀武力摧残的教训，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这表明中共中央已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会议重申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提出制定农民问题的“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会议明确指出：“如果农民得不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这是中共中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农民土地问题。这次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国民党左右派的进一步分化和戴季陶主义出现的问题，明确指出戴季陶等人已“变成了新右派”。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继续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竭力赞助他的左派”，“努力反对右派”。但是会议又决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干部”。这个决定导致在以后的实践中放弃争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的后果。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文件，发表了《告农民书》。
10月1日，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次东征，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支持下，很快收复了潮汕两地，11月初收复了东江，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上统一。这时，蒋介石已表露出要在军队中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他无理要求周恩来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周恩来自汕头回广州，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认为应予蒋介石以回击，不再同蒋合作，另组国共合作的部队。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反对这一计划。只是由于周恩来等的努力，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才得以在广东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建立起来。这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正规部队。
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的优势。周恩来、陈延年主张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通过这次大会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惩处当时正在北京西山召开反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共产党员应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压倒优势。这个计划遭到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主张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他们同已被逐出广东的戴季陶、孙科等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谈判，请右派分子回广东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2月1日，毛泽东首次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以前，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人也陆续发表了论述中国革命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文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及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12月5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这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情况下，由国民党宣传部主办的一个刊物，其目的是要“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6年）
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担任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竭力主张妥协退让，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共产党作了很大的让步。在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名，连本来应开除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在受了党纪处分以后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1名，右派占绝对优势。这就为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这时，国民军正在河北、河南同奉军、直军交战。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英、日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反国民军的联会战线如果得胜，必然要进攻并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会议指出，根本解决时局问题的途径，“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建立了军事部。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美、英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
3月18日，北京群众10余万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执政府的卖国罪行。在执政府门前，卫队开枪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3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三一八”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段祺瑞，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天津、上海等地人民群起响应，纷纷举行集会、示威。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谎称共产党人指挥的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借以宣布戒严，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有5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陈独秀、张国焘等和共产国际代表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陈独秀又拒绝这一正确主张。
4月20日，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在致大会的信中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同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众的参加也不会成功。信中特别强调，农民运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5月1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同时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举行了12天，通过了职工运动的总策略、组织问题及其运用方法、经济斗争的最近目标及其步骤等议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举行了15天，通过了农民运动在中国国民革命中之地位等21项议案。两个会议的代表举行了4次联席会议，通过了工农大联合等决议，还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师北伐。
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11日结业。这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肖楚女任教务主任，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谭延（门+岂）、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接受。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此外，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按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就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5月20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奉命进入湖南，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6月4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为蒋制造三二零事件辩护。声称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并一再表白共产党绝无倒蒋之心。与此同时，鲍罗廷也于6月初在广州向全体苏联顾问作报告，专门分析三二零事件发生和整理党务案通过之后，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组合和相互关系的变化，继续推行对蒋介石的安抚退让政策。
6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致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成立两党联席会议，并指派张静江、谭延（门+岂）、蒋中正、吴稚晖、顾孟余为国民党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随后，中共中央指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中共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7月4日，国民党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7月7日，陈独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错误地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他的这种认识，受到党内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
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回顾了从上年9月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广州3月20日事变，国民党中央5月15日会议等，都是一贯的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会议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新右派的代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会议没有看到革命阵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集中到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上，而忽略了军事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只是“参加”一些工作，只是“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没有认识到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关于农民运动的问题，会议片面地指责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因而对农民运动作了许多不适当的限制。
7月中下旬，大举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接连攻占株洲、长沙等地。
8月，北伐军在农民群众的支援下，攻下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被歼灭。北伐军乘胜追击，9月攻克汉口、汉阳。叶挺独立团在这些战斗中英勇善战，屡破强敌，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9月17日，获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
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全歼守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
10月23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而失败。
10月，湖南、湖北农村大革命爆发。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兴起。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对此极端仇视，他们同大批逃亡到城市的土豪劣绅一起，大肆攻击工农运动，特别是攻击农村大革命。
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出席会议，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列席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决议案和演说都是主张放弃共产党对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决议案明确规定共产党不得实现对国民党的领导权，认为“应当团结(国民党)左派与之密切合作，而不要企图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
11月，北伐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盘踞中国大部分土地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至此有两个(吴、孙)基本上被消灭了，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这个有利形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2月，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一带时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反共。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据以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危及整个民族革命的前途。报告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很右，但报告所着重批评的却是党内的“左”倾，而且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这个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错误的形势分析，这次会议的决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赞同这次特别会议的决议。汉口特别会议集中了过去党内存在的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右倾思想错误，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就使全党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组织革命军队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以准备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突然袭击。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7年）
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2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21日，总罢工发展为第二次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军队在上海附近按兵不动，坐视军阀部队残酷地镇压起义的工人。起义失败。
2月，瞿秋白将他同彭述之的争论，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批评了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三中全会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即以总司令的名义调集嫡系部队至沪宁一带，在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江浙财阀的直接指使和援助下，加紧准备反革命政变。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蒋介石的军队乘机进驻上海。
3月24日，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击败敌军，占领南京。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发出了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蒋介石利用总司令的职权，命令第六军、第二军开赴江北，调嫡系部队进驻南京。
3月30日，毛泽东、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经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选举，组成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随即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
4月1日，汪精卫由德国回到上海，当天蒋介石向他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4月初，汪同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蒋介石等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所谓谣言。
4月上旬，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同时，奉系军阀和蒋介石相呼应，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
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已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4月16日，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兵讨伐蒋介石，中共中央的多数人和共产国际都反对这一建议，而跟着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冯玉祥所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从4月下旬至5月下旬，北伐军同奉军主力激战于豫南，击败奉军。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4月22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于汉口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工具。
4月25日，武汉举行了30万人的反蒋大会。与此同时，两湖地区许多县镇的农民纷纷举行反帝讨蒋群众大会，江西40万有组织的农民也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大会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虽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继续抱有很大的幻想。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反复强调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的几个省里，可以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不知道在武汉控制政府和国民党的那一股势力并不能成为农民运动的支持者。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会议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出29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四人(以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5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到会代表60余人，代表团员5万多人。会议选出新的团中央局，任弼时当选为书记。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且推动国民政府去支持土地革命，用提拔一批工农领袖参加领导的方法，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2万左右党员、5万革命工农，编成新的军队，作为武汉政府的“可靠近卫军”，以便用来解除不可靠的军队的武装。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个指示的实际内容，就是幻想依靠武汉的汪精卫等人采取措施来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这个指示时，鲍罗廷和维经斯基表示一时无法执行，罗易也表示难于实现。6月5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这个指示，第二天又给他一个副本，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借口。6月15日，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5月21日，在蒋介石、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两省农会会员增加到700多万人；有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起来插标分田。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更加仇视农民运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后，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
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
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门+岂）、唐生智等在获知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后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400余人，代表会员290余万人。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决议表示“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发表了《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了分共会议。国民党左派杰出代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派代表到会发言，竭力反对分共。但是，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决定了“分共”计划。当天，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新政策”。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陆续撤离南昌。由于缺乏经验，没有与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结合，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于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粤赣边境打游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八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上，首先由罗米纳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瞿秋白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指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他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为候补委员。8月9日，临时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随后，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
8月22日，宋庆龄在赴莫斯科前发表声明，重申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的罪行。同年12月14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绝俄令：“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销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18日，宋庆龄在莫斯科电斥蒋介石，指出蒋等此举如果实行，将成为历史上“误党误国之罪人!”
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线上的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地区开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了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共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9月，中共鄂中特委在湖北省沔阳等地领导农民群众举行秋收起义。同月，中共琼崖(即海南岛)特委书记杨善集和王文明、冯平、冯白驹等分别领导乐会(今属琼海县)、万宁、琼山 、定安、临高、澄迈等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并开始了创建革命军队和琼崖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军，冯平任总司令。同年夏，成立琼崖苏维埃(即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王文明任主席。当红军在敌军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后，在王文明、冯白驹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放弃国民党的旗帜。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陆续迁往上海，并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由罗亦农负责。
10月下旬，中共确山县委和农军负责人马尚德(杨靖宇)在河南省确山县刘店领导农民起义。起义胜利后，县委决定正式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并以刘店为中心坚持游击战争。
10月底至11月初，继9月广东省海陆丰起义失败后，海陆丰地方党组织，在董朗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配合下，又领导海陆丰及附近地区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不久，彭湃回到海陆丰，主持中共东江特委工作。陆丰、海丰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928年1月，由广州起义军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进入海陆丰地区，增强了海陆丰的革命力量。2月底3月初，陆丰、海丰县城相继被敌人占领。随后，在优势敌人进攻下，包括海丰、陆丰、紫金等县的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失败，少数人员转入附近山区，继续进行斗争。
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等领导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武装起义，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县城失守后，一部分队伍先后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地区和河南光山县的柴山堡一带，坚持革命斗争。同月，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枣阳县领导农民起义。
11月至翌年春，江西省万安、泰和、赣县、兴国等地的农民武装，在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分别领导下，先后举行武装起义。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领导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4日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等文件，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这时，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遭到敌人的极大摧残。共产党员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近6万人减至1万多人。然而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却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初即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同年2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左”倾错误。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即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2月11日，趁粤桂军阀混战，粤军主力离开广州之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黄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和外交委员，后于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等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以苏兆征为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和起义部队没有及时转入农村，这次起义遭到了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剩下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等地区农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8年）
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并逐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由广东北江进入湘南地区，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举行宜章、郴州(今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年关起义，扩大了革命武装。
1月，周逸群、贺龙到洪湖、湘鄂边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3月，工农革命军发动起义，攻占了桑植县城。4月，敌人向桑植地区进攻，工农革命军遭到挫折。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领导群众斗争。贺龙留在桑植、鹤峰边界，坚持游击战争。随后，根据湖南省委指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
2月，中共平和县委决定建立福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暴动委员会。3月8日，平和县委负责人朱积垒等在闽南平和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在敌人反扑下，起义军撤出县城。后来，部分农军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3月至6月，中共龙岩县委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等在闽西龙岩的后田，中共上杭县委在上杭的蛟洋，中共永定县负责人张鼎丞等在闽西永定的溪南、金丰、湖雷等地先后领导起义。随后根据福建临时省委指示，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并将上述各县起义武装统编为闽西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不久，在强敌进攻下，遭受严重挫折，部分起义武装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这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党代表。
4、5月间，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渭南、华县农民和西北军许权中旅举行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后起义军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5月，泰兴、如皋、靖江、南通等地农民在中共江苏省委和江北特委领导下，先后发动起义。起义军虽然遭到挫折，但他们依靠群众，积极开展活动，使游击队逐步恢复和发展。
五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本月下旬，还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
6月，红四军在朱德、陈毅指挥下，于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龙源口歼灭进攻之敌千余人。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8月，毛泽东领导红军排除“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142人，其中正式代表(即有表决权者)84人，代表党员13万余人(见周恩来1928年6月30日在六大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与《组织问题报告大纲》。报告中说明，这是一个粗略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尚未查到别的数字根据)，瞿秋白、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主要报告。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大会选举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会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苏兆征、项英、周思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7人为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等7人为候补委员。全会还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5人为委员，李立三、徐锡根、杨殷等3人为候补委员。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在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后来被捕叛变(向忠发出身于工人家庭，曾在武汉当过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后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等职。五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被捕叛变)。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革命任务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的缺点是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等问题认识不足。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全体同志书》，指出这次大会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我们目前制定一切策略的准绳，要求全党同志坚决执行大会的决议。同时，进一步强调要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及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继续斗争。
7月22日，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市的该师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该师随营学校，亦先后举行起义，并迅速赶到平江会合。24日，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随后，逐步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转移后，黄公略等仍留在湘鄂地区坚持斗争。
10月，闽北崇安等地农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胜利后，建立了游击队，并在崇安东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五个大队的兵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同月，毛泽东总结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28年底，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的屠杀政策，先后发动了100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的取得了胜利，许多则因敌人的残酷镇压或准备不足而失败，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9年）
1月14日，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不久，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月26日，湘赣两省敌军分三路向井冈山的大小五井进犯。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等部在赤卫队配合下进行英勇反击。至30日，敌军攻占黄洋界、八面山等阵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五军突出重围向赣南转移，4月初，在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合。随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离开赣南，返回井冈山，坚持湘赣边界和湘鄂边界的斗争。
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精神，并结合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
4月下旬，在以王维舟为书记的中共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四川万源、宣汉边界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并逐步形成了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5月，在中共豫南特委领导下，河南省商城南部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经过艰苦斗争，逐步形成了豫东南根据地。
6月下旬至7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议检查总结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早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就在上海建立了特科。它在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等方面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北方，中共顺直省委在屡遭破坏的困难条件下，始终坚持斗争。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整顿和改组了一些省委，加强和健全了党在白区的组织，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发展到100多个，并先后向苏区输送了许多干部、物资、支援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7月，闽西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闽西的社会状况，指出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小地主与富农，“不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保护大小商店；土地的分配方法，应以乡为单位，按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对在乡的地主“将酌量分与田地”。
9月28日，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详细分析了当前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形势，根据红四军和各地红军战争的经验，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强调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同时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要包办代替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指示信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11月，在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下，安徽省六安、霍山县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随后，县委将起义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并逐步建立了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
11月15日，鉴于陈独秀继续坚持错误，攻击党的政治路线，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污蔑红军为“流寇”，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已变成取消主义者，并成立托派小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并通报全党。
12月11日，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翌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于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第七军、第八军总指挥。同时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从而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不久，红八军失败，退出左江地区，余部编入红七军。
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大会根据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的一部分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名为《关于纠正常内的错误思想》)。《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后来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30年）
1月5日，毛泽东针对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批评那种不原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同年5月，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写了《调查工作》(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
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确定党的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会后，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将赣西、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并建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
2月，周逸群、段德昌等在湖北省洪湖地区领导的中央独立师(1929年底由鄂西游击总队改编而成，师长为段德昌)，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扩编为红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因病离职，由旷继勋继任)，周逸群任政治委员。
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都起了重要作用。
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国共产党鄂豫皖边特委会成立，郭述申任书记；并将原分属于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的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6月，成立了以甘元景为主席的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从而加强了对根据地和红军的统一领导，并标志着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后来，红一军与蔡申熙、陈奇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
5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寻乌县邀集有关方面代表开调查会，并写了《寻乌调查》。十月底，又对兴国永丰区做农村社会调查，写了《兴国调查》。毛泽东先后所作的大量农村调查研究工作，为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的制订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
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讨论军队内党的组织、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和政治工作等问题，并决定各地红军要相对集中，主要战略区域的红军要合编成军团。这次会议对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月，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讨论红军的组织和苏区建设等问题，并通过《政治决议案》、《土地暂行法》等文件。这两个会议也有一些“左”的，提出了无条件地扩大红军、继续宣传土地国有等主张，并认为目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和“富农路线”，主要任务是进攻城市。
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次会议的决议，运用和发展共产国际过分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时期”理论和其他一些“左”的理论，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且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左”的“策略总路线”。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个“策略总路线”推行的结果，使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七月改称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即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随后，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一路 军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成立了中共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有2万余人。红五军和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并组成中共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7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后，组成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贺龙为总指挥，周逸群为政治委员，并组成了中共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9月，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中共中央派邓中夏任二军团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和特委书记。同时成立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7月27日，红三军团趁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以大部兵力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队的机会，迅速攻占长沙城，10天后被迫退出。8月23日，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再次攻打长沙，因两次攻城不克，遂移师江西，攻占吉安，扩大了赣南、湘东的红色区域。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正式组成以周建屏为军长，吴先民为代政治委员，胡庭铨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红十军。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前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标，已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
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行动委员会在江西省新喻县(今新余县)罗坊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国民党军队即将开始向中央苏区“围剿”的实际情况，决定红一方面军不再去进攻大城市，而是东渡赣江，退到根据地内作战，以便打破敌人的“围剿”。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强调红一方面军在作战时要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命令红一方面军移师赣江东岸。12月16日，蒋介石纠集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30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取得了龙冈战役的胜利，毙伤俘敌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多件，并活捉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乘胜追击，又厅东韶歼敌一个多旅，缴获各种武器2000多件。至此，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这次“围剿”。
11月上旬，国民党军队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的方针，开始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大规模“围剿”。到1931年的下半年，洪湖地区的军民在湘鄂西特委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使红军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发展。
12月上旬，国民党军队近10万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举行第一次“围剿”。到翌年春，红军采用避强击弱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经过一系列战斗，共歼敌数千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3月，红四军转入进攻，在双桥镇又歼敌5000余人。
